《记忆之场》是法国公共记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主编皮埃尔·诺拉创造了“记忆之场”这一概念 ，并动员一百多位作者，穷十余年之功 ，编纂出版了由135篇论文构成的3部7卷 、超过5600页的皇皇巨著。与以往强调考索遗迹的历史研究不同 ，与法国“年鉴学派 ”倡导的“心性史 ”亦径庭有别，这部著作旨在从文化-社会史语境中回溯历史 ，探讨形塑法国国民意识的记忆之场 。“记忆研究不是要复原或建构历史 ，也不是回忆过去的历史；而是探究关于过去的现在记忆；记忆在消失，与过去发生勾连的感情只残存于一些‘场所’中 。”
《记忆之场》中文选辑版于2020年出版。目前 ，学者也在尝试全译本的翻译 ，这是全球首次全译本的计划，共召集60多位译者，拟以15卷的形式出版 。近日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全集的第一卷和第二卷 ，以此为契机 ，2月22日，《记忆之场》中文版主编 、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孙江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杜骏飞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恭忠来到南京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就《记忆之场》中文全卷本的翻译以及记忆与遗忘的问题等进行了对谈 。以下为讲座对谈文字稿 ，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对谈现场
李恭忠：尊敬的各位读者 ，今天下午非常高兴，有机会做《记忆之场》的新书发布活动 。这套书实际上筹划很长时间了 ，有将近5年 ，虽然有点姗姗来迟，但是今年终于能够面世 。今天很高兴请到了中译版的主编孙江教授 ，南京大学著名学者杜骏飞教授 ，还有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祁林教授，以及这套书背后的编辑团队和出版团队。闲话少说，下面首先播放《记忆之场》法文原版主编皮埃尔·诺拉教授对中文版的寄语视频 ，这是我们团队的成员宋逸炜博士此前在法国留学时 ，特意去拜访诺拉录下的 。
这只是一段影像，诺拉教授年纪已经很大了 ，他当年主编这套书 ，实际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想法，80年代初开始主编这套书 ，到90年代初才完成 ，现在又过去了三十多年 。实际上早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孙江教授刚刚回到南京大学任教 ，就有想法 ，想把它翻译成中文。所以在前几年，2015年的时候 ，南京大学出版社先出了一册《记忆之场》的选译本 ，只收了其中11篇文章。但原版总共有135篇文章，5600多页，可谓皇皇巨著 。选译本看久了就觉得不过瘾、不解渴 ，所以后来还是决定组织人力把它全部翻译成中文 。花了好多年时间 ，现在终于看到成果了。
为何翻译为“记忆之场 ”？
李恭忠：这套书的主题和书名叫作“记忆之场 ”（Lieu de Mémoire），这个书名的翻译特别费心思 ，不仅翻译成中文很难 ，从法文翻译成别的欧洲语言，包括翻译成英文都很难 ，翻译成日文也很难 。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两位老师 ，这样的翻译背后，有什么样的考虑？先请孙老师破题 。
孙江：意大利有句谚语：翻译即背叛。真正的翻译是创造 ，“记忆之场”四个字看似简单 ，实际上可以咀嚼的成分非常多 。
首先说说“记忆 ”（Mémoire） 。在古汉语里，“记忆 ”和“忆记” ，是同一个意思。中国人与西语的“记忆 ”的邂逅发生在16世纪末最后几年 ，耶稣会士利玛窦在《西国记法》中介绍了古希腊的记忆术 。今天虽然大家对“记忆 ”这一术语并不陌生，但在理解上存在很大的偏颇 。亚里士多德说：记忆保存过去，回忆换取过去。记忆指的是物 ，是保存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装置 。但是 ，学术研究中讨论的记忆通常是回忆，是唤起过去的行为 ，如果没有这一行为的话 ，记忆就定格在过去，和当下的生活 、情思没有关系 ，所以谈记忆其实是在谈回忆 。
其次是“场”（Lieu）。“场”的选用是有考量的 ，它既是“点 ”，又是“面 ”。英文有两个单词 ，一个是place ，另一个是space；place是点，space是面 。但是 ，英文学界在翻译法文“记忆之场”时 ，lieu往往被译成place或site，这些都只是“点 ”的意思，把法文原有的意思给丢掉了 。所以哥伦比亚大学版的简译本就径直取了另外一个词 ，叫realm ，是领域 、场域的意思，这弥补了“点 ”的缺陷。
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我也反复考虑过 。我觉得中文里的“场”含有三重意思 。首先是place ，是点。其次是space，有一定范围的面 。再次是area ，area这个词有心象空间的意思 。“记忆之场 ”这个翻译不是随随便便地选择的。
李恭忠：确实如此 ，一个“场 ”字，还有这么复杂的内涵 。当然孙老师作为历史学家 ，主要是从历史的维度来解读的 。记忆立足现在 ，着眼未来。杜老师从传播学的角度，是否对“记忆之场”有不一样的解读？
杜骏飞：孙老师专业研究社会记忆 ，我业余关注一点媒介记忆问题 。刚才问的问题是关于“场 ” ，大概是要讨论记忆的属性是什么 。在汉语当中这个“场 ”字的词义，在我看来，一是对应场所 ，一是对应物质存在的方式。特别是后者 ，更引人深思。引力场、磁场，都是物质存在的意思 。记忆也是如此 ，作为场的存在也颇具玄秘 。
其实 ，如果把记忆之场理解为记忆的存在，那么我更愿意用另外一个词 ，记忆是一种“激发” ，任何被记忆的对象都是处在量子态的——例如今天我们这个场合，我大概会在十年后有一点记忆 ，但是每个人的记忆是不一样的 ，在不同时刻 、不同场景下被唤醒的印象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愿意使用“激发 ”这个词 ，也就是我们给AI所提的“提示词 ”——Promp ，不同时刻 、不同主体的激发才是记忆之场的真谛 。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 。
李恭忠：刚才两位教授讲到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这套书讲的“记忆之场”的记忆，它不是一个静态的事物 ，实际上它是一个过程 ，一种行为。所以学界在研究记忆的时候，一般也是把它当作一个动词或者说动名词来理解的 ，不是呈现一个静态的东西 ，而是探讨它背后的过程，复杂的机制 。
前面我们提到 ，这套书体量庞大 ，内容丰富 。今天我们在现场分享的是前两卷，后面还有13卷即将出版。孙老师你觉得里面哪些内容能够很好地阐释“记忆之场”这个概念 ，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江：说到记忆之场 ，我们也许会望文生义，看到“场 ” ，就觉得是一个实物 。这样的理解没有全错 ，但不全面 。翻看这套书会发现，记忆之场的“场 ”还是象征性的存在。
象征性与人的某种行为、某个事件有关联 。今天是2月22日，各位年轻朋友参与我们这个活动 ，你们的参与构成了先锋书店这个记忆之场的象征性 。翻开《记忆之场》 ，可以发现7月14日就是一个记忆之场。7月14日是什么日子？是法国大革命爆发 、民众在巴士底狱起义的日子，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日期变成了记忆之场。
还有 ，比如市政厅 ，如果看欧洲的城市，会发现有“三件套” ，一个不少：市政厅（政治） 、银行（经济）和教堂（宗教） 。但是到了东京 ，你会发现城市中心实际上没有统一的象征性公共配套建筑，也就是说你不知道何处是中心 。罗兰·巴特当年访问东京后回到法国 ，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象征帝国》 ，所谓的象征帝国，是说它的中心是空洞的 ，可以予取予求 ，也可以任意给它“充值 ”。我刚刚从澳门回来，澳门的市中心更有意思，是“圣 ”和“俗”共存的空间 ，展示了另一种城市的样貌 。
由此引出了记忆之场的第三重属性 ，也就是在实在性、象征性之外，还有功能性 ，我称之为再生产性 ，有点像刚才杜老师说的激发 。功能性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一特性的话 ，无论是叫作场 ，还是称为记忆，都不可再生。
《记忆之场》第一卷和第二卷
从历史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理解“记忆之场 ”
李恭忠：孙老师分享了《记忆之场》这套书里的一些内容亮点 。我们可能会觉得“记忆之场 ”比较适用于欧洲 ，特别是法国吧？那么在东方 ，中国也好，日本也好 ，可能会有些不一样 。那么想问一下杜老师 ，你觉得记忆之场这个概念或者说术语，如果用在东方，比如中国 ，它的适用性如何？
杜骏飞：一般来讲 ，记忆无非是附着在人、物或者事上，都是要寻求一个载体。人的载体就很丰富了 ，我们常见的人的载体 ，比如家庭 、社群，比如村落 、城市 。物的载体 ，主要是跟记忆的媒介和工具有关系 ，也跟记忆的应用性有关系 。事是最复杂的，但如果真的要寻求记忆的深刻性和本质化 ，应该还是要从事件上去寻找。
附着在事件上的记忆 ，意味着大家各有不同的建构 。例如，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列出过去五年间最重要的五件事 ，这五件事 ，每个阶层的体验、看法是不一样的，但也有一些所有人都铭记不忘的事情，那就是我们需要建构的记忆之场 。
李恭忠：刚才祁林教授讲到 ，这套书要读起来还是有些难度的 ，因为它涉及一些理论问题。咱们这个活动的公众号推送里，还特意把诺拉教授为中文版撰写的序言放出来了 ，我读了以后对其中一句话印象很深。诺拉说 ，法国人讲他们的历史，有好多的人 、物 、事件 ，好像一部历史就是一些确定的事实 。但真的这样吗？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逐渐有一种新的认识 ，历史究竟是一种确定的事实，还是一种符号性的事实 ，或者媒介性的事实？这样来看 ，这套书的研究，确实是有它的深层理论考虑 。“过去”如果说是事实的话 ，这个事实究竟是确凿的、静止的 ，像铁板一块那样，还是流动的 、一去不复返的？我们可能听过这样一句诗性的话，“我在长江边 ，捧起一掬水 ”。我有时候想 ，那你捧起的这一掬水，就是长江水吗？所谓“长江水 ” ，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实 ，还是一种媒介性的 、象征性的事实？这套书里有那么多的篇章，那么多的故事 ，不同类型的记忆之场 ，孙老师你觉得它们是不是讲清楚了这样一个理论问题？
孙江：对于在场的各位年轻朋友，我想抛给大家一个问题 ，提到历史学家 ，你们脑海里面闪过的第一个名字是谁？对，司马迁 。这是中国人的标准答案 ，不过严格地说 ，从现代历史学角度来讲，这个答案是有残缺的 。
司马迁说过一句名言，历史写作的目的是什么？“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 ”暂且不谈 ，是历史哲学问题 。“通古今之变 ”是需要咀嚼的，司马迁的脑海里只有过去和现在 ，没有未来 。而今天的历史学概念 ，还有一个指向，是未来。历史写作是在过去的经验与对未来的期待的张力关系中展开的 ，这个现代历史概念产生于18世纪末 。从18世纪末之后 ，人类对未来的想象力或者执着，驱动着自身的前行 。
这套书展示的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记忆。在中世纪神圣秩序被打破后 ，驱动俗世前行的“主义”来自启蒙思想构筑的乌托邦 ，这是记忆之场得以产生的原动力 。
李恭忠：孙老师刚才说的，直指历史学这门学问在中国 ，当然也包括在欧洲的古老源头 。某种程度上 ，它对我们既是启发，又是一种束缚。如果不是从史学专业角度，而是 ，比如说从杜老师你长期从事的传播学的角度来看 ，基于当代的体验，你觉得像这样的理论问题 ，怎么去理解？
杜骏飞：我是做媒介研究的 ，从传播学的学科视角来看，记忆这件事是挺好理解的。所有的记忆都需要载体 ，载体是它呈现的方式——无非三种 。第一种是媒介物 ，报纸、电视 、朋友圈 、小红书等等，什么媒介都可以上载记忆 。第二种是人的神经元 ，是生物学的载体。由于人是主体性的 ，因此，神经元作为记忆的载体也是矢量的 。第三种也许最重要 ，我认为记忆最重要的载体其实是时间 。时间作为记忆的载体是量子的。如果说媒介是今天对过去的记录 ，那人脑就是每个主体对记忆对象的建立，而时间，将会是对以往所有记忆的不断重建的变易 。这是我的理解 。
AI时代的记忆之场
李恭忠：杜老师讲得很精辟。时间是很多学科的基础性问题 ，当然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感同身受的因素 ，特别是在当前的时代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前后，至少在我的朋友圈里 ，学者们都在分享使用AI的体验 ，包括我们杜老师，还比较了好几个AI工具的差别 。那么你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我们还要谈论记忆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杜骏飞：这是一个好问题，大概也是因为这个问题是我能回答的。昨天我在上海也有一个讨论会 ，我讲到了一件事 。如今我们进入AI时代 ，但在相当多的领域里，AI的幻觉率还是挺高的 ，而其中 ，DeepSeek R1又几乎是最高的，比它自己的基础版本V3还要高很多倍，这主要是由它的推理泛化所导致的 。当我们对AI索取更多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更多的幻觉率。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在AI当中获取事实 ，有点类似于我们在搜索上寻求知识，而AI跟我们合作生成的新的事实 ，又会返回到知识数据库 ，被新的AI应用所调用，周而复始 ，这种递归化的调用是无止境的 ，幻觉之间彼此互相放大，将会飞速地填满记忆之池 ，以至于把真正的事实排挤出去。所以我猜想 ，在不远的未来，AI所诞生的现实 ，会成为记忆的不可逆转的扭曲 。
也就是说 ，我们的数据被污染了，记忆之池也就不再有锚定，而且你还没有办法 ，除非你不使用AI 。我也跟AI的专家讨论过 ，固然，他们在技术上在想办法克服幻觉 ，但是你要知道 ，这里面存在一个不能克服的变量，那就是人性。AI的答案来自我们给AI的激发 ，大多数使用AI的人都是有偏好的 ，而且许多偏好是不客观，甚至不正常的 。这些激发 ，会使AI有意生产服务于人的欲望的AI事实 ，而不是具有普遍性的事实，这是不可逆的 ，大概也会是可悲的 。简单来说 ，人性将会使社会记忆受到污染，而记忆污染会贻害我们自身。
孙江：杜老师讲的是面向未来的AI事件，在印刷文化或者由文字构成的媒介时代实际上也是存在的 。不是人性 ，是人的需求 ，在影响着我们的智识 。比如大家熟悉的唐诗《咏鹅》，六一儿童节的时候 ，我在小区里看到一群孩子在高声朗读“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清波”，有种来自AI的幻觉。朗诵的孩子里有几个看到过所朗诵的画面？如果没有看到的话 ，那他们的知识是怎么得来的？千年以前诗人的真实体验 ，变成现代人的“幻觉 ”，并进入日常 。有时候我感叹 ，唐诗宋词固然形塑了我们的精神世界 ，但同时也绑架了我们的思考能力和想象的空间 。
李恭忠：孙老师讲的问题，跟杜老师讲的问题 ，貌似是不同的传播技术媒介之下的情况 ，实则却有相同之处，这两者背后都直指人心。现在是AI力量爆发的时代，出版界对此是有危机感的 。我们今天在先锋书店——可以称之为当代南京的记忆之场 ，在这样一个地方 ，谈论这样一部纸质书，两位教授你们觉得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味？
孙江：我先插一个段子 。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里面讲到一个小故事 ，埃及的主神托特发明了文字，拿去献给埃及的王。王看了以后很感兴趣 ，但随即将其搁置一边 ，说文字这个东西确实好，但我的儿子掌握了以后 ，从此会在心中播下遗忘的种子。
确实 ，文字、纸质媒体，更不要说AI了 ，它们会在我们心中播下遗忘的种子 。它们让人们追求的本来是精神性的产物外化了 ，如用文字记录，放在图书馆，存入硬盘 。这样确实给人们带来了便利 ，但由于不再用心记住 ，知识就与本心隔离了。柏拉图说得非常深刻，我们要用精神性的活动抵制媒介技术带来的忘却 。这是一个方面 。
另一方面 ，沉淀在纸质书里面的 ，往往都经过大浪淘沙，千万遍洗涤。比如《记忆之场》这样的书凝聚了众人的智慧 、时代的需求 。我在校对的时候深有感触 ，很多篇章非常优美 ，数万字的篇幅居然没有小标题，没有“首先 ”“其次”“再次 ”的八股 。古人说义理 、考据、辞章 ，三者是浑然一体的 ，只有这样的书读起来才能养心益智。
李恭忠：其实刚才这个问题，杜老师可能也有相似的感受 ，因为杜老师虽然是网络大咖 ，还在开“杜课 ”，但是同时也很重视纸质书的出版 。他的想法、言论既通过电子媒介，也在纸质书里面呈现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矛盾 ，杜老师能否分享一下？
杜骏飞：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我简单说一点想法。我注意到一些现象：第一个现象是，在我的公众号的那些粉丝当中 ，许多人对我的话是读过的 ，但他们也是买书最多的人 。换句话说，他对自己已知的知识和事实 ，更愿意把它带回去——用纸的方式 。第二个现象是 ，相当多的惯性读者，即使一本书他不打算读 ，他也会买。因此 ，我认为，这也许意味着三件事：
首先 ，纸质书更加具有物质性 ，同时，购买行为更像一种物权的宣示，而在网上阅读则缺乏这种物质性。
其次 ，当我们在跟书对话的时候 ，往往假设书代表着人和这个世界的一种契约 。你可以这么理解，一个学者在写书的时候 ，他在向这个世界作出承诺 ，我要写的东西是有价值 、是由作者承担责任的，也是等待验证的；而读者买这本书时 ，也获得了这份信任——这跟平常读网文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
最后 ，纸质书还有一种力量，它代表了一种信仰 ，说的轻一点叫作信念。由于书的出版更为严肃 ，读书也更为正式，当你还在买书 、还在读书的时候 ，说明你对这个世界的标尺是有信念的 。人们对于来之不易的东西总是格外珍惜 ，不是吗？
《记忆之场》：历史是如何投射在当下的
李恭忠：杜老师讲得很好，特别是第三点，信念 。在信息传播手段空前发达、空前便利的时代 ，对具有可靠确定性的知识 、情感等的追求 ，尤其显得珍贵。
《记忆之场》这套书收录了135篇文章，每篇文章原版平均四五十页 ，翻译成中文两三万字 。这么大部头的著作 ，动员了120多位学者，前后花了10年时间 ，可以说是一代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套书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版的 ，那时候通讯技术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现在回头来看 ，那是一个纸媒的黄金年代 ，也是对于严肃知识非常推崇的年代。现在这套书翻译成中文，走到中国读者面前 ，这也体现了一种知识的接力 。孙老师能不能谈谈 ，当初有什么因素打动了你，让你眼前一亮，要把这套书引进来？
孙江：对待书籍或历史有两种态度 ，一种是被书籍 、被历史绑架 ，其特征是“好古”，像文物收藏家一样；还有一种态度是绑架历史和书籍 ，根据自己的所需来阐释、改窜 。这段时间“哪吒 ”席卷华夏 、波及外邦 ，一个“恶童 ”怎么变成相反的化身了呢？其中有我们对历史的再诠释。
在这样两种态度之外，是不是还有第三种态度？这是我关注记忆之场的一个契机 。在《记忆之场》中文版序言里面 ，诺拉不经意说了一句话：如果放在法国历史学 ，特别是年鉴学派的谱系来看，《记忆之场》继承了年鉴学派的精神 。在我看来 ，《记忆之场》提出了一种对历史的全新诠释 ，即关注与当下有关的历史，或者说历史是如何投射在当下的 ，这是记忆之场的精髓所在。
那么 ，在这样一种与过去的关联中，当下的“我”处于什么位置呢？现在时兴公共史学，如果说古代的历史学是为帝王和帝国服务的 ，现代的历史学是为民族和国家服务的 ，将来或者正在发生的公共史学则是为大众和公共服务的。在此，历史知识不再被精英所垄断 ，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知识生产活动 。在这一情境下 ，我们可以从《记忆之场》的阅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营构属于自己的记忆之场 。如此 ，阅读完这套书后 ，可以平静地对自己说：安息吧，我读过。
李恭忠：这套书是由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组织翻译的 。学衡研究院酝酿于2009年前后 ，创建于2014年 ，十几年来记忆研究一直是一项重要工作 。那么想问一下孙老师，研究院使用“学衡 ”这个名称 ，有什么特别的考虑？
孙江：这又涉及对我们自身历史的认识问题。我们是现代文明的产物 ，同时又是现代精神的叛逆 。我们是在现代文化的光芒下成长起来的，同时对于现代性的实质并不了解 。提到中国现代文化，一般脑海里会闪过《新青年》和“五四 ” ，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切记 ，还有《学衡》，还有东南学派 ，等等 ，它们也是现代文化的一部分 。经过一百年来的涤荡，固执传统有失偏颇 ，全盘西化亦不可取 ，唯有打通古今 、融会中西才是“正途” 。
一百年前的“学衡派 ”同人，是浸渍传统文化、沐浴欧风美雨的一群人 ，属于最前卫的知识分子 ，他们提出融会中西的文化主张，是经过仔细考量的。今天回看 ，他们的想法有前瞻性 。对于前人的这一精神遗产 ，我们当然要继承，而且还要发扬光大 。比较一下，今天的现代人比一百年前的现代人 ，心灵脆弱 ，心量狭小，很容易受到刺激。继承先贤 ，扩充心量 ，拓展思维，是很大的课题。
李恭忠：杜老师和孙老师一样 ，也是在南京这个现代中国的记忆之场学习 、成长起来的 ，经历了过去四十多年古今中西新旧的交汇 。你如何看待“学衡 ”这个文化符号？
杜骏飞：我可以谈一下这个话题，只不过今天这个时间容不得长篇大论 。简单来说 ，我们在南京谈学衡的时候 ，意识到这是在南大（当年是南高师 、东南大学）校史上的一个文化象征。但是如果我们走出这个地方性，会意识到学衡是一个思想史的符号 ，是一个中国历史的印记 ，也可以说是时间里的伤痕 。
为什么这么说呢？1915年《新青年》是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的，1922年《学衡》在南京二条巷创立，他们的观念是如此不同 。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 ，如果学衡的“不激不随”成为中国变革的主义 ，历史会有所不同；如果学衡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这样一种均衡的人文主义观念主导了中国文化，我们也会避免很多偏激——无论是一味昌明国粹 ，不融化新知 ，还是一味讲究西化，导致数典忘祖。
所以我觉得 ，当我们今天在谈学衡的时候 ，其实可以重新找到自己的压舱石，学衡的观念是如此重要 ，以至于说多少遍都不过分 。当然 ，学衡也是一种记忆，它并不是由一段话而彰显的 ，而是要在更多的新的历史事件出现之后 ，才能被激发出来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会重新发现学衡 ，也因此 ，我们也会重新记忆我们自身。
互联网：是记忆之场同时也是遗忘之场
李恭忠：杜老师讲得很好，“学衡 ”确实有特别的文化内涵 ，也切合我们现在的文化处境 。学衡研究院这十几年来做的事情 ，包括推动记忆研究 、开展概念史和近代知识体系的研究，都有这方面的考虑 。
回到这套书 ，里面有很多东西中国读者都很熟悉 ，比如说巴黎的地标埃菲尔铁塔，游客都要打卡 ，但是书里也写了我们不知道的内容。埃菲尔铁塔现在被认为是法国近代工业文明的标志 ，是一个光荣的东西 。不过书中写到，在1888年刚开始建的时候 ，包括刚建好之后一二十年里 ，人们的看法却很不一样 。批评者认为，冷冰冰的钢筋水泥，机械的线条 ，跟以往那种巴洛克式建筑 、繁复的装饰相比 ，一点美感都没有。又过了半个多世纪，历经了时代的风风雨雨 ，埃菲尔铁塔才具备了现在这般正面的历史文化内涵。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作“记忆之场 ” ，它不是平面、静止、和风细雨的，背后往往还有一些矛盾 、纷争 ，最后又形成了一定的共识 ，或者共同的情感态度 。把这个过程重新呈现出来，把这里面的复杂内涵 、由来变迁及其机制讲清楚 ，就是记忆研究的任务 。
翻译不是全部 ，通过引入国外的东西，也可以推动我们自己的记忆研究。孙老师你觉得 ，这样一种关于记忆之场的研究和书写 ，对于我们当下的历史学，说得更大一点，对于当下的人文写作 ，可能有什么样的启发？
孙江：我们现在面临两个问题 ，一个是历史在加速度消失，另一个是历史著作的生产基本停留在“刀耕火种”时代 ，面对加速消失的历史 ，我们做着很多非生产性的知识活动 。在这一双重夹击下，每一个生活在AI时代的人 ，或许快要成为濒临灭绝的物种 。要珍惜自己 ，要保护自己，珍惜和保护的方法是回到人最需要的是什么上来——情感、记忆 、生活经验 、生命体验 ，这些应该成为我们型塑现代文化、进行历史写作的原动力。假如舍弃了这些 ，所谓知识生产不过是能指的游戏，是在无明状态下的活动而已 。
李恭忠：孙老师强调 ，在今天的AI时代 ，经验 、体验 、情感对人文写作尤其重要 。杜老师你的看法是比较类似，还是不太一样？
杜骏飞：我刚才在想一件事，其实在AI时代之前 ，我们的记忆有些已经被删除了 ，尤其是互联网诞生以来。
大家不要认为数字记忆是有版权的，互联网就是有记忆的 。其实版权是有的 ，但不在你我手上 。我这十五年在做一件事情 ，跟今天的话题有关系。我把1994年以来的中国互联网的记忆打捞了一遍，包括有些已经找不到数字化记录的记忆 。为此 ，我正在写一部多卷本的书 ，书名叫《拿云：中国网络传播编年史》，它就是1994年以来互联网中国的记忆 。我个人觉得 ，这件事是我作为学衡一员所应尽的义务 ，同时也是对记忆之场的一个致敬。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个回答。
李恭忠：你这个回答我也深有同感 。有句话说“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但与此同时 ，互联网也是一个“遗忘之场 ” 。记忆其实像硬币一样 ，正面是记忆，背面就是遗忘，所以记忆之场同时也是一个遗忘之场。如果从遗忘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孙老师你觉得这套书里还有什么东西给我们以震撼和启发？
孙江：这套书让我最感动的地方是 ，法国人在经历了1789年之后差不多一百年血雨腥风的历史之后，开始不断进行反省 ，寻求不同意见的共存 。你可以有你的观点 ，我可以有我的看法，我们之间可以找到妥协之处 ，达成和解 。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 ，如果不能实现内部的和解 、意见的共存，而处于紧张博弈之中 ，乃至互相厮杀之中 ，是不可能成为伟大民族的。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记忆研究实际上是对以往的“强思考”的反动，是一种“弱思考 ” 。“弱思考 ”叫weak thinking ，是意大利学者的发明 。弱思考不是不思考 ，是对强思考的反动。强思考是什么？就是形而上学式的思考，借用网络语言，只讲立场 ，不讲事实 。回到事实 ，回到杜老师说的“常识课”的原理上来思考 、来争论，是很容易达成共识的 ，就算不能达成共识 ，至少可以共存 。
杜骏飞：我想接着这个话题说两句。
我想起罗兰·巴特说过的另外一句话，他说“因为有差异 ，世界才呈现 ” ，我觉得对于记忆来讲也是成立的 。通常我们在讲集体记忆的时候，会误以为记忆是一个均值 ，但实际上真正有价值的记忆体现在方差上 。所有打捞记忆的人应该意识到 ，最好的记忆来自个人，无数个有差异的个体记忆 ，才能构成真正的集体记忆。换句话说 ，如果现在想记录过去五年中国人的记忆，这也就意味着需要每个人从自己的视角重新诠释那段历史。人们在记忆面前是平等的，人无往而不在差异之中 ，却生而平等 ，即使他们的记忆有差异，也是平等的 。这也是我读书时的一个感受 。
孙江：作为一个资深的史学从业者 ，我对本专业的意义持有半信半疑的态度。原因是什么？过多的历史、过度的记忆 ，有可能损害真实的生活 。所以记忆之场应该记哪些，既需要保存个体的差异性 ，承认“我和你不一样 ” ，另一方面，也要有所取舍 。脑子里 、心里装了太多与生无关的东西 ，能不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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