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从“谭敬家造”看民国书画作伪现象
自清代中后期至民国 ，古书画作伪活动再度达到鼎盛 ，这一时期被学术界普遍称为第三次作伪高潮。其中，“谭敬家造 ”是这一时期书画作伪组织化的典型代表 。在1947年至1949年的短短两年内 ，谭敬与其团队所制作的作品涵盖了从宋至清的各个时期 ，时间跨度之大前所未见，且选材精良 ，画技高超 。本文原刊《书与画》。
“谭敬家造 ”作伪团队成员多为旧时代的读书人 ，他们对传统古书画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 。部分人曾有过装裱经历，使他们对传统书画的纸张 、墨色 、色彩以及印章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知，能够以更为专业的视角审视书画作品 。另一方面 ，他们是身怀绝技但社会地位不高的书画匠人 ，为了在上海这个名利场中凭借自己的技艺立足谋生，他们只能依附于有背景、有影响的高层人物 ，以发挥所长。谭敬凭借其在政治 、经济 、文化方面的强大背景 ，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 。因此，他们更应被定义为依靠自身技能谋生 ，为出资人服务的“工匠”角色 。
谭敬（左）旧影
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 ，书画作伪活动由来已久。早在南北朝时期，刘宋书法家虞龢（生卒不详）在其著作《论书表》中便已记载了会稽、吴兴地区伪造王羲之（303—361） 、王献之（344—386）父子书法作品的现象。彼时 ，“新渝惠侯雅所爱重 ，悬金招买，不计贵贱 ” ，此举引得“轻薄之徒 ，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 ，使类久书 ，真伪相糅，莫之能别 ” 。由此可见 ，当时以伪造书画作品牟利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牟利不仅是书画作品商品属性的物质彰显 ，也是作伪者最为核心的伪造动因。实际上，书画作伪现象的出现与书画市场的产生及日益繁盛息息相关 。自清代中后期至民国 ，古书画作伪活动再度达到鼎盛 ，这一时期被学术界普遍称为第三次作伪高潮 。其中，“谭敬家造”是这一时期书画作伪组织化的典型代表。
“谭敬家造 ”是指在上海地区以谭敬（1911—1991）为首 ，包括汤安（1888—1965） 、许徵白（1881—1948）、金仲（1922—1993）、郑竹友（1895—1976） 、胡经（生卒不详） 、王超群（生卒不详）等成员在内的作伪团体 。
历史上 ，对于此类以家庭作坊为组织形式的团体作伪活动，通常冠以“家造 ”之名 ，诸如 “苏州片”中有名的“钦家款” 。有学者直接将该团体命名为 “谭敬家造 ” ，本文沿用此称谓。“谭敬家造 ”有别于前朝“闭门造车”式的个人作伪，其组织严密、分工明确 、伪造的技艺精湛，堪称书画作伪的专业典范 ，是研究书画作伪手法和观念变迁的典型范例 。“谭敬家造 ”的诞生 ，带有鲜明的时代变革烙印 。
首先，1843年上海开埠 ，引发了社会 、经济、政治 、文化及生活等多方面的深刻变革。大量中外资本的涌入促进了民族工业企业的蓬勃发展 ，工业的兴盛又进一步推动了商业的高度发展，使上海迅速崛起为一个工商业发达 、资本密集、人口众多且消费能力巨大的城市 。一方面 ，人口的增加 、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多元文化的交融 ，为这座城市的文化艺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商业的繁荣和经济的富足 ，也拓宽了人们对精致生活追求的视野 。尽管时代更迭不息 ，但文化的价值和影响力始终深远。书画作品因其典雅含蓄的文化特质，成为商贾与士绅之间极为适宜的酬谢之礼。商人们将收藏书画视为展示财富 、彰显品位的标志 ，这种崇尚艺术的价值观引领了社会对书画的追捧风尚 ，也激发了普通民众对书画的浓厚兴趣 。
在金融与工商业为主导的社会中，金融流通性的增强促进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精神需求也迅速扩大 ，进而推动了书画作品价格的同步上升 。书画作品价格的攀升激发了企业家、银行家 、买办等城市新兴阶层的购藏热情。民国时期 ，文化传播速度显著加快，艺术品不再局限于上层社会 ，而是逐渐融入普通民众的生活 。收藏 、鉴赏等知识的普及 ，使得书画作品成为一种投资与储值的工具 。这些来自不同阶层、拥有多元审美的购买者，为画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因此 ，“四方宾彦 ，挟艺来游 ”，越来越多的画家选择前往上海谋求发展 。画家数量的增加促进了市场的繁荣 ，而市场的繁荣又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画家的到来 ，为书画市场构建了一个良性循环 。同时，对书画收藏的兴趣和需求也催生了书画作伪。
元 朱德润 秀野轩图 （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鸦片战争后 ，西方文化和观念在传入国内的同时，也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吸引 。中西贸易中的洋人、华侨，乃至海外博物馆均积极参与中国书画的收藏 。西方国家对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兴趣的持续增长以及境外资本的流入 ，进一步刺激了书画市场的繁荣 ，并间接推动了书画作伪活动的兴盛。
元 朱德润 秀野轩图（局部，佛利尔美术馆藏）
其次 ，鸦片战争对清政府造成了重创 ，导致宫廷对艺术的赞助逐渐萎缩 。然而，此时聚集于上海的商人 、买办及广大市民却具备较强的消费能力 。这些来自民间的赞助群体成分复杂 、趣味多元 ，使得书画赞助者的数量和构成相较于前代发生了显著变化。新兴市民阶层的赞助因此能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并逐渐增大对当时艺术市场的影响力。在近代上海，商人地位的提升使得众多商业巨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些主要来自广东 、江浙地区的商人 ，大多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酷爱书画诗词，并热衷于中国传统艺术 。为了获得士绅阶层的认可 ，他们倡导“贾行士风” ，不仅收藏艺术品，部分商人还亲自从事书画创作，如王一亭等人便是典型代表。通过购藏书画艺术品 ，商人们既能展示自身的财富与权力 ，又能彰显其文化品位与情操，进而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 。这种内在需求促使他们成为书画艺术高消费的主要群体 ，并为书画市场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撑 ，最终使“上海逐渐取代了扬州，成为私人收藏的中心 ” 。
书画收藏队伍结构及兴趣的变化 ，深刻影响了人们对艺术品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其中 ，两类收藏群体尤为引人注目 。一是兼具鉴定家与书画家身份的收藏家，以庞元济（1864—1949） 、张伯驹（1898—1982）、吴湖帆（1894—1968） 、张珩（1915—1963） 、叶恭绰（1881—1968）等为代表 。庞元济作为收藏大家 ，深受吴门收藏文化的影响 ，毕生致力于书画收藏。他曾将其583件藏品仿清代高士奇（1645—1703）《江村销夏录》样式，编纂成《虚斋名画录》 。郑孝胥（1860—1938）为此书题记:“虚斋主人收藏甲于东南 。 ”足见其收藏之广博与精湛。尤为可贵的是 ，庞元济对于习画之人 ，只要获得其信任，便可进入虚斋，协助他进行藏品的登录、修补 、复制备份等工作 。这一举措为众多青年书画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学习机会 。
吴湖帆出身于收藏世家 ，凭借家族背景与个人卓越的山水画技艺 ，在书画界确立了显赫地位。张伯驹则以收藏传世名画《游春图》与书法瑰宝《平复帖》而声名远扬。张珩出身于湖州世家，自幼便浸润于书画收藏与鉴定之中 ，其收藏在20世纪30年代已能与吴湖帆 、张大千相媲美 。他专注于唐宋元精品的收藏 ，展现了深厚的专业素养 。
另一类是实力雄厚的实业家及政治人物，以张学良（1901—2001）、袁克文（1890—1931） 、孙煜峰（1901—1967）等为代表。张学良早年受益于胡若愚 、周大文的指点 ，逐步确立了以明清书画和明清名人墨迹为主的收藏方向 。藏品中不乏王献之《丙舍帖》、小李将军（675—758）《海市图》、董元（？—约9 62）《山水卷》 、郭熙（1023—约1085）《寒林图》 、宋徽宗（1082—1135）《敕书》、米友仁（1074—1151）《云山图》这样的珍品 。袁克文则以藏书最为精致著称 ，其藏品多为清廷内府藏本，且兴趣广泛 ，还兼顾其他收藏。他的代表藏品有宋刻本《鱼玄机集》《淳化阁帖》乾隆拓本等 ，皆世所罕见，价值连城 。孙煜峰作为民国时期的大收藏家与杰出实业家 ，其书画收藏与张伯驹不相上下 ，书房“弘一斋”中珍藏的《睢阳五老图题跋册》 、张雨（1283—1350）《行书台仙阁记》卷等均为精品 。
这两类收藏家都有一个显著特征：他们的收藏活动多源于热爱与理想。随着收藏规模的扩大，他们对藏品的眷恋之情也日益深厚 。尽管深知藏品价值不菲，但他们却不愿轻易将其交易以换取短期利润 ，宁愿将其珍藏 、秘不示人 ，也绝不轻易出手 。这种独特的收藏理念与行为模式，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风貌与价值取向 ，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书画作伪现象的发展。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 ，“谭敬家造 ”应运而生 。
谭敬，字和庵（龢盦） ，籍贯广东开平 。他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商科。谭家祖上乃清朝广东十三行之一 ，京中第一代买办，专营洋务。
谭敬祖父早年迁居上海 ，于汉口路街心花园附近创办了谭同兴营造厂 ，历经数十年经营，成为上海滩的富豪 。谭敬之父谭国忠（生卒不详） ，字干臣 ，在家族中排行第三，人称谭老三 。谭干臣的身份显赫，曾任轮船招商局第一任董事。留学英国期间 ，与民国时期外交家王宠惠（1881—1958）同窗 ，归国后在外交部任职 。谭敬出生于这样一个经商数代的显赫家族，自幼受家庭熏陶 ，耳濡目染 ，培养了卓越的商业才能 。1939年留学归国后，他长期涉足金融和房地产业 ，生意兴隆 ，迅速崛起，成为上海滩商界的新星。自1939年至1949年的十年间 ，谭敬不仅巩固了其在商界的地位 ，更跻身收藏名家之列，与庞莱臣、吴湖帆 、张珩等老一辈收藏家齐名 ，收藏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名作 。
作为书画收藏家与鉴定家 ，谭敬在1947至1949年间，组织起民国时期既具规模又专业的古代书画伪造团伙，其伪造作品以“谭敬家造 ”著称 。该团伙的伪造特点如下：
（1）主要以其本人所收藏的古代书画为蓝本进行伪造。由于古代帝王贵族的藏品难以接触 ，且流转过程鲜为人知 ，外界难以将伪作与真迹直接比对，从而增强了伪造的隐蔽性 。谭敬的书画收藏得益于著名收藏家张珩的鼎力支持 ，张珩亲自为其鉴定 。两人自幼相识于上海 ，友谊深厚。张珩的藏品数量庞大且品质上乘，其中不乏国宝级文物 ，最负盛名的当属唐张萱（生卒不详）的《唐后行从图》轴（绢本设色） 、周昉（生卒不详）的《戏婴图》卷（绢本设色） ，以及大量元人画件 。《戏婴图》相传为清末自皇宫流出，张珩不惜重金购得 ，极为珍视 。受张珩影响 ，谭敬的收藏也偏重宋元字画。在张珩的指导下，谭敬购入了柳公权（778—865）《神策将军碑》、米芾（1051—1107）《向太后挽词》 、马远（1160—1225）《踏歌行》 、柯九思（1290—1343）《上京宫词》、夏昶（1388—1470）《竹泉春雨图》 、黄山谷（1045—1105）《伏波神祠诗卷》 、沈周（1427—1509）《移竹图》等名作。
（2）以原清宫旧藏的宋元古画为伪造对象 。谭敬的伪造活动主要集中在1947年至1949年间 ，正值抗战胜利后 ，大量原清宫书画旧藏从长春伪皇宫流出 。谭敬趁机收购了数十件宋元名家精品，不仅丰富了其私人收藏，更为“谭敬家造”提供了丰富的临摹范本。谭敬所藏的宋、元及明初书画珍品包括：佚名画家的《赵遹泸南平夷图》卷、赵孟坚（1199—1264）《水仙图》 ，赵孟（1254—1322）《双松平远图》和《赵氏一门合札》 、赵原（生卒不详）《晴川送客图》 、倪瓒（1301—1374）《虞山林壑图》、柯九思《上京宫词》 ，夏昶《竹泉春雨图》 、解缙（1369—1415）《自书杂诗》和杨一清（1454—1530）《自书诗》等 。至今已确认的伪作如赵孟坚的《水仙图》 、赵孟的《双松平原图》、赵原《晴川送客图》等，均是依据谭敬当年所藏的清宫旧物进行伪造的 。
（3）团体协作与专业分工。谭敬的造假团队内部架构清晰 ，成员各司其职 ，分工明确，形成了仿画 、摹款 、制印、做旧 、装裱一系列有序的流水线作业模式 。郑重在《沉睡了六十年假画背后的故事》中详细记述了这一过程：
汤安找了许徵白（昭） 、郑竹友、胡经 、王超群等一班人马分工合作 ，许仿画 、郑摹款字、胡做印章、汤全色做旧 ，以后又有金仲鱼仿画，最后由王装裱成轴 。仿制古画谈何容易 ，要把流传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书画所经历的沧桑 ，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出来，没有几下子是无法达到的。他们先把画画好 ，裱在板子上 ，用水冲得似有似无 。完了以后，又像旧画流传过程那样，反复揭裱 ，并要像修旧画那样进行接笔补残 ，最后进行全色，使之古貌盎然 。
谭敬作为此造假团队的核心策划者与出资者 ，领导了整个造假活动的进行 ，而汤安则是具体的组织者与执行者。汤安，嘉兴人 ，字临泽 ，曾任上海《商务日报》副主笔及有正书局编辑 。早年出身于药店学徒，酷爱诗词古文 ，后师从岭南词人潘飞声 （1858—1934 ，被誉为“近代岭南六大家 ”之一），年长谭敬二十余岁 ，为谭敬之大师兄 ，深得谭敬信赖 。汤安精通字画鉴定，善篆刻，工书画 ，尤擅仿古。据传“谭敬家造 ”的第一幅伪画 ，便是谭敬以复制副本为由，将自己所藏赵孟的《双松平远图》交给汤安处理的。
负责仿画的是许徵白 。许徵白 ，名昭 ，字清簌，室名箕颍草堂 ，江苏江都（扬州）人 ，工山水及人物杂画 。曾任上海美专教授多年，许氏画风由吴门画派的文徵明（1470—1559） 、唐寅（1470—1524）入手 ，参以宋元诸家笔法 ，所作笔墨简净，构图空疏 ，虽气局未臻宏阔 ，但仿制唐宋名迹几可乱真，难以辨识，堪称个中高手。后因与谭敬薪资纠纷 ，许徵白愤然离队 ，其位由金仲鱼接替 。
金仲鱼，扬州人 ，生于绘画世家 ，自幼随父学画，13岁时所作《前后赤壁》便轰动了海上画坛 ，15岁起 ，除落本款创作国画 、年画外，还经常为一些收藏家修补、临摹 、复制历代古画 。能根据古代书画不同的时代特点 、收藏时间、收藏方法 ，分别采取不同的技巧进行临摹 ，使摹作几可乱真。1960年，应张珩之邀入故宫修复厂摹画室 ，专门复制故宫书画藏品 。
摹写款识的重任则交由郑竹友承担 。郑竹友 ，籍贯扬州，乃扬州著名书画家郑箕（1809—1879）之后裔，长期活跃于上海书画界 ，与许徵白合作默契 ，同为仿制古画之佼佼者。据《安持人物琐忆》记载：“郑氏于造假画事，殊不讳言 ，据其自云：创作非其所能 ，只要有一真本，渠可临摹 ，一丝不走样的 。”1960年 ，郑竹友也应张珩之邀，与金仲鱼一同进入故宫修复厂摹画室 ，二人共同成为新中国古画修复与复制的奠基人 ，为文博领域培育了大量人才 。
刻印高手胡经则以描摹印章而著称，其技艺之精湛 ，令人叹为观止。郑重在《海上收藏世家》上称他“描摹印章之准确 ，不但与摄影无异，而且有虚有实，精神毕现 ，锌板的做手也好 ，足与日本锌板斗胜 。先后做了大小印章数百方，上至宋元名人下及历代公私藏印 。而且书画印章与纸绢旧气多能逼真”。
最终 ，汤安负责全幅着色与做旧 ，而王超群则担纲装裱工作，使得伪作得以呈现出完美的古画风貌。
南宋 赵孟坚 水仙图（局部 ，天津博物馆藏）
南宋 赵孟坚 水仙图（局部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谭敬家造 ”作品数量众多，现已广泛散落于世界各地 。目前可考的主要为对临本 ，即基于原作尚存的情况下的仿制品 。谭敬选择仿造的对象主要是宋元时期有本可考的名家书画。据郑重《海上收藏世家》中所述 ，因外界有印本可对照，谭敬对做工的要求十分严格 ，不准丝毫走样 ，仅仿造所用纸 、绢 、颜料等物料主要由汤安亲自物色购买，多为前清宫中旧物，在当时就要折合20多两黄金 。如此高昂成本 ，不难想象“谭敬家造 ”要价之高 。事实上 ，谭敬一开始就只打算将伪作卖于洋庄，或许他认为只有洋人才能出得起大价钱。因此“谭敬家造”作品现已广泛散落于世界各地 ，并被专业机构收藏 。例如：赵孟坚《水仙图》卷 ，原作珍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而谭敬伪作则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赵孟《双松平远图》卷 ，原件保存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谭敬伪作则藏于美国辛辛那提博物馆；朱德润（1294—1365）《秀野轩图》卷，原作藏于故宫博物院 ，谭敬伪作则存放于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盛懋（约公元14世纪初）《秋江待渡图》轴 ，原作亦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而谭敬伪作则同样被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收藏 。
明 薛素素 兰竹松梅图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薛素素款 兰花图手卷（局部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有趣的是，笔者曾于201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举办的“明代女画家李因绘画展 ”中，有幸目睹了一幅谭敬的伪作——薛素素款《兰花图》（手卷 ，纸本水墨 ，28.4×694.1厘米，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该伪作与故宫博物院藏的薛素素《兰竹松梅图》（1598年 ，手卷 ，纸本水墨，29 × 417 .4厘米）原作并列展出 ，便于对比鉴赏 。细观之下 ，虽然两幅画的构图和款识相似度极高 。但谭敬伪作在线条上显得较为拘束、僵硬，缺乏挥洒自如的自信。从中或可推断出 ，谭敬作伪时以利字为先 ，只要手中有原作可供临摹，市场有销路可寻 ，他的作伪活动并不局限于仿制诸名家画作 ，即便冷门画者的作品也可伪之 。
就“谭敬家造 ”的销售策略而言，谭敬书画造假团伙主要将伪造的书画作品销往境外市场，尤其是那些对中国书画了解不深的外国买家 。他们往往以收藏者的身份展示自己的藏品 ，或假借购买之名从其他收藏家处借得原作 ，再寻找外国买家进行交易。这些买家在行家里手的陪同下观赏作品，而所展示的均为原作。一旦买家选定并支付定金后 ，会等待一段时间来取画 。在此期间 ，金仲鱼 、郑竹友 、许徵白、汤安等人会依据原作进行纸张染色 、做旧处理，摹制书画内容 ，并进行装裱修复 ，使复制品在外观上与原作基本一致 。待合同约定的取画日期到来，买家支付余款后取走的 ，已是经过精心伪造的复制品。相比之下 ，该团伙在国内的销售活动则相对有限 。这一点凸显了谭敬与其他作伪者的不同之处，或许与其买办世家子弟的身份和商人思维有关 。
如今 ，我们应以更为客观的态度来审视“谭敬家造”这一团体。在1947年至1949年的短短两年内 ，该团队所制作的作品涵盖了从宋至清的各个时期，时间跨度之大前所未见，且选材精良 ，画技高超 ，堪称“下真迹一等 ” 。我们不应因作品的伪造性质而将其简单地排斥于历史之外，忽视其蕴含的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谭敬家造 ”的产生不仅反映了书画市场的时代变迁 ，也满足了市场的特定需求。
“谭敬家造”作伪团队成员多为旧时代的读书人 ，他们对传统古书画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 。部分人曾有过装裱经历，使他们对传统书画的纸张 、墨色、色彩以及印章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知 ，能够以更为专业的视角审视书画作品 。另一方面 ，他们是身怀绝技但社会地位不高的书画匠人，为了在上海这个名利场中凭借自己的技艺立足谋生 ，他们只能依附于有背景、有影响的高层人物 ，以发挥所长。谭敬凭借其在政治 、经济 、文化方面的强大背景，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 。因此 ，他们更应被定义为依靠自身技能谋生 ，为出资人服务的“工匠 ”角色 。
（注：本文原载上海书画出版社《书与画》2024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