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滕泰（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中国经济需要大力提振消费，已经逐渐成为共识 ，但前期出台的政策 ，效力尚未完全显现 。只有深入研究中国消费不足的程度、原因，进一步出台有力度的政策，才能让中国居民能消费 、敢消费 ，加快向消费型社会转型 。这不仅关系到市场复苏和经济回升向好 ，长远来看还将决定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家庭消费占比低于美国30个百分点
从人均GDP来看，中国正逐步向高收入国家靠拢 ，与美国 、日本、欧洲经济已经具备一定可比性 ，但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明显低于上述发达国家。
2022年，中国家庭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7% ，这意味着中国人辛苦一年创造的财富中 ，自己只消费了三分之一强，剩下的三分之二都用于投资或者出口 。而美国和日本家庭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分别为68%和56% ，分别比中国高了31个百分点和19个百分点 。
同年 ，中国最终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3%，而美国为82% ，比中国高了28个百分点。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 ，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普遍在70%以上，韩国为67%，印度为72% ，均明显高于中国（为保证可比均采取世界银行2022年数据 ，2023年数据不全） 。需要指出，这两个比重偏低并非是近年才出现的 ，而是长期呈现下降趋势的“顽疾” 。
消费 ，既是经济循环的起点，也是经济循环的终点 ，是人类一切投资和生产活动的终极目的。无论是搞投资还是搞生产 ，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居民的消费规模和消费水平，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 。消费占GDP的比重长期严重偏低 ，意味着经济循环出现了堵点 ，大量的产品和服务不能“消化 ”，进而导致产能闲置 ，经济增长自然就变慢 。
美日等发达国家普遍在快速工业化阶段 ，就将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提升到50%以上，此后基本呈缓慢上升趋势，逐步完成了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 ，为经济持续增长打下了基础。消费型社会是走过短缺经济阶段、高积累低消费阶段 、重生产轻消费阶段之后 ，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经济发展目的的正常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
当前中国快速工业化阶段已经基本完成，但最终消费占比低于60% ，是内需不足 、经济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 。从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看 ，目前应该尽快提升居民消费占比，加快向消费型社会转型。
居民消费倾向低于发达国家20个百分点
在人均GDP从5000美元提高到2万美元的过程中 ，美国平均消费倾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87%上升到89% ，日本从72%上升到81%，澳大利亚从73%上升到87% ，法国从81%上升到88% ，韩国从73%上升到89% 。
这些发达国家平均消费倾向上升，有力地推动了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进程 ，推动了总需求持续扩张、经济增长 ，也推动了居民生活质量改善 。背后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如经济增长带来就业增加和收入增长；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保证了居民收入份额增长；财政政策及时转向民生方向，更好的社会保障体制消除了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资本市场发展带来了“财富效应”；不断出现的新产品 、新服务创造了新的需求；等等。
疫情前，中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已经下降到70%左右 ，其中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大约为73% ，城镇居民为66%，疫情期间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进一步下滑 ，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已经下滑到63%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平均消费倾向大约低了20个百分点，十分不利于向消费型社会转型 。
消费型社会 ，越消费 ，越增长
在工业化的早期和中期阶段，往往是投资和出口驱动高增长 ，而到了快速工业化的后期 ，消费成为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建成消费型社会的标志是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超过70%。
例如 ，2021年 ，最终消费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3%，私人投资的贡献率为30%，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的贡献率只有1.6% ，净出口贡献率为-24%；2023年 ，欧元区12国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0% 。
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不仅能够提升短期的经济增速 ，还能够通过分工和创新两个维度提升潜在经济增速 。有学者指出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增长源泉是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的命题，这就将消费因素引入了增长的动因分析。
消费需求持续增长 ，能够推动分工细化 ，推动经济增长 。消费繁荣带来市场规模扩张，更大的市场规模能够容纳更多的分工 ，而分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头 。例如 ，最初开一家火锅店需要一家人负责从买菜到服务的全流程工作，分工程度很低 ，随着火锅消费需求的增长和市场规模的扩大 ，分工逐渐细化为食材 、底料、蘸料 、耗材甚至店面装修等细分行业，还出现了堂食 、电商、外卖等不同的业态。数据显示，中国的火锅行业在很长时间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率 ，2023年整体销售收入已经超过6000亿元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需求扩大 、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结果 。
消费需求持续增长，能够激发更多的创新 ，推动经济增长 。消费繁荣就意味着企业开工增加 ，效益改善，利润增长 ，为研发等创新活动提供了支持。正是福特等美国汽车厂商成功地扩大了汽车的需求 ，使美国成为“车轮上的国家 ”，每年数百上千万辆的汽车销量 ，支撑着美国汽车工业贡献出了车用空调 、涡轮增压、转向助力 、定速巡航等先进技术 。
为什么流水线生产 、按揭销售、超市、网约车 、社交媒体等新模式 、新服务和新产品都出现在美国 ，美国经济能够持续保持增长？这与它作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能够容纳、引发更多的创新和分工是分不开的 。如果中国的消费市场持续繁荣 ，消费需求不断扩大 ，对于提升中国的潜在增长水平，也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加快从“投资与生产型社会 ”向消费型社会转变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投资在总需求中占主导地位 ，社会观念更重视生产 ，可以称之为“投资与生产型社会”；而在工业化社会后期，消费逐渐在总需求中占据主导地位 ，人们把消费作为所有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 ，生产和投资都为消费服务，这就进入了消费型社会。
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 ，从投资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 ，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随着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工业产能逐渐饱和 ，居民住宅也摆脱了短缺 ，投资的微观效益和宏观乘数都逐渐下降，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投资会逐步减少 ，与此同时随着居民收入增长 、社会保障水平提升 、资本市场财富效应以及消费信贷等因素推动下 ，消费需求不断增长 。
当前，中国向消费型社会转型步伐迟缓的主要原因是，快速工业化阶段形成的政策、机制和观念仍然在发挥作用 ，将过多的资源配置到投资上 ，导致中国的投资占比明显偏高，而最终消费占比严重偏低。
因此 ，提振消费 、畅通循环 ，实现经济回升向好，要调整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 、观念和利益机制 ，推动中国经济向消费型社会转型 。当前最有效的措施 ，就是减少低效无效投资，减少不必要的生产补贴 ，减少出口补贴 ，每年可以节省10万亿元级别的资金，用于补贴消费、提升社保 、改善民生 ，加快重启经济循环 ，推动市场复苏繁荣 。
不仅财政支出需要向补贴消费和改善民生方向倾斜，货币政策也应当加大 、加快降息降准力度，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 ，为资本市场发展和居民消费提供更加充足的流动性 ，让资本市场形成的财富效应促进消费繁荣，形成货币政策传导新机制 ，加快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
当前 ，发达国家都已成功转型为消费型社会，消费扩张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需求动力 ，而中国家庭消费占比长期显著偏低 ，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如何采取有力措施，提升家庭消费占比 ，加快向消费型社会转型 ，不仅是经济企稳复苏的手段，更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 。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