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热点:刘伯温的精准资料大全图片介绍一下-海事十年——《一个船长的渔捞日志》阅读札记
和一般我们常见的著作文章不同,《一个船长的渔捞日志》(以下简称《日志》)的作者吴南清 ,不是记者作家,也不是专家学者 。他生长在浙江象山半岛石浦渔港的铜钱礁,是个世代的礁民 ,出海的渔民。12岁小学毕业,就和海岛大多数男孩一样,帮助家里生计。他学会了摇舢板 ,给进港的渔船运送淡水,米肉蔬菜和黄酒,直到六年以后 ,成为石浦渔业社的社员出海捕鱼 。
从1972年4月17日春汛上船,成为渔民的第一天,到1983年12月21日,前后十年 ,吴南清以惊人的毅力,记录每一天的渔船捕捞、海岛生活,留下了13本笔记 ,50多万文字。而这十年,其间经历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8年迈向改革开放 ,中国社会翻天覆地。在此时代背景下,传统的近海渔业捕捞,开始向现代化渔业转型 ,《日志》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海岛生产生活全景记录 。

记录《日志》的笔记本之一 摄影:高子华
宁波渔文化促进会副会长何其茂致力于海洋渔业研究,在海岛调研时得见《日志》,敏锐地意识到其蕴涵的多重价值 ,组织人力整理这些纸张已经发黄变脆的笔记。透过《日志》直白 、有时甚至并不很通顺的文字,强烈地感受到,在海岛社会,世事、渔情、民风纠缠聚散 ,呈现出生生不息的韧劲和活力。在传统中国社会农耕文明的主流叙事中,海洋社会往往被忽略遮蔽 。《日志》以一位普通渔民的视角看世界,记录其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所见所闻所感 ,其厚重独特稀缺的价值,值得从渔业经济、海洋文化和社会学等方向进行挖掘研究。
一、渔事
渔场就是渔民的诗和远方。在传统的海岛社会,渔民捕捞生产在渔场 ,渔船既是生产工具,也是生活场所。随着四季轮回和季风 、洋流变化,沿海的鱼群会进行大规模有规律的迁徙 ,这就是鱼汛 。对海岛渔民而言,这是每年的收获时刻。
出海捕鱼两个月,在1972年6月20日《日志》里 ,吴南清细述,“早晨海面雾很紧,行驶的时候只能看到几对船,5点10分 ,雾突然散了,天上一片黑云叠叠层层,天像要压下来 ,连着海面一片漆黑。这时风来了,西北风有6-7级,下了点小雨 ,渔船都下了帆,准备着大风的到来 。过了一会,黑云走过去了 ,风也静了些,天气晴朗,不像刚才那样难看。风力降到5级左右 ,大帮船依旧朝北偏西行驶。 ”
在《日志》里,这是少有的对于航海历程的描述 。一位年轻渔民初闯大海的新鲜敏感,海上捕捞的凶险莫测,尽显字里行间。但《日志》更多的文字 ,是对一年四季捕捞过程枯燥单调的记录。
中国东海曾以拥有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和乌贼“四大海产”闻名于世 。依循汛期,渔民在散布于汪洋大海的渔场下网捕捞。大黄鱼俗称“大鲜”,旺汛在每年的立夏至夏至 ,带鱼是冬汛的主角,鳓鱼鱼群游过,洋面泛起雨点般的水花 ,渔民叫作“鳓鱼泡 ”。
《日志》记载渔场涉及的地理名称有洋 、山、岛、礁、屿 、沙等,北到江苏吕泗洋,南至福建闽东海域 ,东抵舟山中街山列岛,这是当年机帆船动力所能抵达的最远距离 。渔捞时节,经常鱼获满满的庙子湖等海域 ,是舟山渔场的核心区域之一。前些年,因为韩寒在此地东极岛拍摄电影《后会无期》,影片里海岛的旖旎风光,和电影插曲“东极岛 ,东极岛,大陆最东的岛屿”的优美歌词,让这个当年的著名渔场 ,变成了网红岛屿。
“清早船儿去出海,晚上归来鱼满舱”。早时光,就是石浦渔港周围海域 ,鱼虾也是多得不得了 。划艘小舢板海里转一圈,就能捕回满舱的鱼蟹。1974年6月15日《日志》记有一笔,“今天我父舢板抲来鲳鱼一千多斤 ”。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 ,由于过度捕捞,中国东海的渔业资源开始陷入枯竭 。这个变化,在《日志》里有细微的体现。吴南清出海的头几年 ,每风大黄鱼等鱼货,几百担上千担的记录,比比皆是。渐渐地,内容发生了变化 。“今天全天没有好的生产情况 ,在尖屿抲两网没有鱼。”1976年渔业队清算春汛开支,“亏空二千四百多元,抲着鱼的是少数 ,大多数船没有抲着,夜里就在洋上抛锚。”
大黄鱼等鱼获逐渐匮乏,原来不起眼的青占鱼、剥皮鱼不能漏网 。青占鱼游动区域水深 40 多米 ,出海前渔民捡一堆石头,要扔石头赶它进网。
为了保护大黄鱼等渔业资源,国家出台政策禁止近海拖网。1979年2月 ,石浦渔业大队拆掉所有渔船拖网的钢丝绳,吴南清所属捕捞单元的网船、偎船也在此列 。同年6月决定增加海带养殖,还根据海产养殖发展趋势 ,开办片席厂。
渔民是天然的贸易主义者。在流动性极强的海上世界,渔民捕获鱼获,必须换成粮食和生活必需品才能养活全家。渔船四海停靠,渔民没有现金在身 ,寸步难行,无法生存 。这种与贸易天然结合的生产生活方式,构成了海岛社会自成体系的渔业经济生态 ,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迥然不同。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也是如此。
《日志》留存了一份记录者所在浙象石“33号 ”渔船春汛结束时的完整工分单,时间是在1972年7月1日 。每年当季汛期结束 ,按劳付酬,现金结算。在那个年代,在边远海岛的渔家社会中 ,传统的生产法则仍被保留。
“工分记录如下:老大黄阿宗126分,代舵林咸来114分,上头刘万祥109分 ,四步张长春105分,网师宁福104分,大组长惠昌宝101分,轮机员裘行根112分 ,二管100分,烧饭阿法99分,小组长才富97分 ,伙计康宁101分,丁良100分,秀杰99分 ,祖月98分,陈国良98分,吴才祥98分 ,南青71分,刘万良100分,代舵吴阿寿105分 ,上头阿方100分,四步云贵96分,柯阿来94分,烧饭宝和85分 ,轮机云成104分,副轮机吴安宝97分 。评好工分5点钟,各自回家 ,吃过晚饭回到船里。”
随后几天的日志作了补充:今天渔业队分发人民币,每百工分769元,自己所在的船因为捕鱼产量不足 ,每百工分758.54元。队里每位渔民还分到伙食费5元 。春汛三个多月,船老大最高126分,折算现金968.94元 ,其他船员平均约765.15元。
改革开放以后,渔业是最先被放开的领域之一。从《日志》可以看到,1979年开始 ,渔村渔民除了固定工分,根据出海每一风捕鱼量的不同,每人的超产奖同比例浮动,可以领钱 ,也可以支鱼 。由于渔区之间鱼获价格不同,头脑活络的渔民不光捕鱼赚钱,还向银行贷款去舟山渔船买鱼 ,卖给石浦当地的水产公司,换取柴油票,油票卖出还可再赚一笔。
当时柴油 、煤炭等大宗商品 ,在国家规定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巨大的价格差,倒手赚钱者被称为“倒爷”。《日志》特地补上一句,有人为此赚了“暴利9000元”。惊叹其为“暴利 ” ,是因为《人民日报》最早报道农村改革出现“万元户”,就是在1979年 。《日志》记述的故事,可谓改革开放汹涌大潮在海边掀起的浪花片片。
永远的船老大。船老大是渔船航海的主心骨 。一支船队 ,带头船的船老大是船老大中的船老大。每个船老大,都有自己的航海图,季节、海域、潮位 、暗礁和鱼群,代代相传。
传统渔业管理体制 ,有县、镇和渔业大队三级管理体制,渔船作为最小的捕捞单元,以船老大为灵魂的运行机制起着承继运转作用 ,并在渔村的日常生活中享有独特的话语权 。
1973年11月《日志》,记载了冬汛捕捞的管理过程。“今天本县全部老大召开会议,因为外县岛斗岙渔船这风在桃花东(渔场)抲得好 ,下一风要南下舟山嵊山。”
随后石浦镇召开各渔业队指挥船船老大会议,最后铜钱礁召开渔业队船老大会议,决定下一风去嵊山渔场 。晚上6点 ,铜钱礁所有渔船亮起红灯开船启航,夜里 9 点钟,在浪岗东(渔场)偏南撒下第一网。
二、社情
游行的欢快记忆。1978年 ,中国浩浩荡荡的改革开放拉开序幕 。阅读十年《日志》,发现以这一年为节点,此前常有记录的集会游行不再出现。1976年10 月 23 日没有通常的渔捞记录,短短两行字 ,记载的是件大事:“今天下午,石浦镇军民在陆军操场举行庆祝大会,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胜利大会 ,会后举行整队游行。 ”
阅读《日志》至此,脑子里的故事突然起来了。那年我在石浦镇上象山二中读初一,全校师生都参加了这次游行 。我班的游行队伍别出心裁。我和管志农同学身穿借来的绿军装 ,端着木头冲锋枪,押解班里同学扮演的“王张江姚”“四人帮”。
沿途群众看到我们走过,指指点点 ,群情振奋 。游行队伍不时振臂高呼口号,此起彼伏。我俩端着枪,口号喊得嗓子哑。可怜扮演“四人帮 ”的同学 ,一路只能低眉垂首,装扮的角色又被当绰号叫了好久 。
海岛社会管理的嬗变。在一位普通礁民的日常笔触中,大陆边缘海岛小镇的变与不变,似乎就在不知不觉中发生。1972年9月社员大会 ,表扬铜钱礁渔民捕鱼时发现大轮船触礁,纷纷赶往抢救,将打捞物资归还国家 。同时 ,针对礁上信教家庭从一二户,增加到十五户,要求入教渔民觉悟 ,改邪归正,不要信教。
1977年队里在严禁“有的渔船瞒报捕鱼产量,私分鱼获 ,少数人不搞集体,私自去搞单干等坏风”,还对“把唱戏人叫到船上唱戏 ,用鱼付给他们”提出批评,要求操办人自己觉悟,“否则查出要处理 ”。到了第二年夏天,社员大会的主题转为落实政策要求 ,实施渔业大队的大包干 。渔船分到渔业队,船具由船老大承包,各船劳力由船老大安排。
《日志》里 ,渔监等专业化的社会管理主体和模式,也在1978年出现。“水产部门禁止拖网搬上船,查着要罚款 200 元 ,如果出海去拖网,查着要严肃处理。”“本地个别小对拖网开出去生产 。晚上渔政船开到渔山抓渔货收购船,有条船被抓住。”“大带鱼和杂鱼有三四十担还冰在舱内 ,这两天渔监 、工商管理很严,小贩不敢买鱼。 ”
性命攸关的天气预报 。在帆船时代,常年在海上行舟 ,人力无法对抗自然之力,台风是渔民最恐惧的天敌。天气预报对于渔民出海打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对于每年的台风警报,《日志》不厌其烦,详加记录 。1972年8月18日《日志》记载:“舟山人民广播站11点发布台风警报:今年第9号台风 ,今天8点钟的中心位置在江西省玉山县,舟山北部地区和嵊泗、岱衢洋、中街山渔场,舟山南部地区和杨鞍渔场 ,大目洋 、猫头洋、渔山、大陈渔场,今天夜里南到西南风9-11级,明天7-9级 ,风浪5-6级。”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每年台风来临,越来越多的台湾渔船开进石浦港停泊避风。《日志》记录:“1982年8月9号 。今天晚上有几十条台湾渔船进石浦港避风。”“8月10号。今天港内有一百来条台湾渔船停泊 。下午叫他们到高塘停泊避风。”每次避风期间 ,当地都会给台湾渔民送水看病送温暖。《浙江日报》对此专门进行报道。不同文本相互参照,年代感很饱满 。
淡水上礁。对于远离大陆的岛礁渔民来说,淡水有时比黄金还要金贵。铜钱礁缺水 ,渔民捕鱼回家,经常摇舢板到对面镇上运淡水 。
那时《日志》作者正是年轻小伙,经常挑十几二十担的淡水回家储存。吃水的变化发生在1983年。镇里决定铺设水管,将淡水送到铜钱礁 。这年3 月 20 日《日志》 ,详细记录了礁民户主大会商议此事的内容。字里行间,透露出民间社会的复杂多面和处理手法的灵活智慧。
“铜钱礁要从延昌用管子输送淡水,国家补贴百分之四十到五十 ,每户准备水表、水龙头各一只,小管子通到每户家门口 。夜里召开户主大会。如果大家同意,每户暂付一百元钱。有的人家现在不接水 ,以后不能到别人家去担水 。近期要分家的人家,要建两处水龙头,现在自付百分之三十 ,以后自付要百分之五十。 ”
三 、民风
大海之上的生死救助。海岛百姓的历史记忆建立在渔船和海洋上。《日志》记载的多次海上救助,有自己渔船之间的拼死相助,也有对海上陌生渔民兄弟的舍命援助 ,从中折射出海岛渔民在闯海生涯中形成的“义利观”“生命观” 。
吴南清最早当渔民时,浙东渔区出海捕鱼,通常以一艘网船、一艘偎船为生产单位,实施拖网作业。1972年10月30日下午 ,海上起了大风。吴南清所在网船和偎船刚要进洋避风,同行的偎船机器发生故障,无法行驶 。
这时风浪更大 ,网船拖着偎船行驶,速度慢得就像蚂蚁爬。日志写到:“这时很危险,如果拖绳断掉 ,就有船翻和生命危险。拖了半个多小时,6点半刚过渔山北,拖绳断了 。网船马上掉转船头 ,想扔新的拖绳去拖偎船。这时,自己船帆上的秤断掉了,我们马上把船帆拉下(以免大风把船掀翻) ,(就在紧急关头),偎船坏掉的机器修好了,可以开回港了。 ”
这场大风大浪中的生死救助,即使时隔半个世纪 ,读来还是惊心动魄 。同样扣人心弦的惊险故事还曾发生。1973年12月11日,“早上9点钟,我们独对船驶到渔山南抲鱼。一对三门县鳗岙船 ,网船叶子轴断掉,偎船机体坏了,不能行驶 。周围没别的船 ,今晚有大风,有遇难危险。他们放下舢板摇到我们船旁,叫我们把他们的船拖回大陈。我们起网 ,下午3点多把他们两条船拖到大陈岛。”
十多天后,三门县鳗岙获救渔民专程赶到石浦渔业大队,送来钱、一担黄酒和两面锦旗 ,感谢铜钱礁渔民兄弟的救命之恩 。两面锦旗,一面送给大队,另一面和钱 、黄酒,送给吴南清他们。他们收下了锦旗和酒 ,每个人分到了两斤黄酒,谢金坚辞不收。
“拾金不昧”是中国人的美德 。大海上的“拾金不昧 ”故事,别具海味。1977年9月有次出海捕鱼时 ,铜钱礁渔民在杨鞍东渔场发现,茫茫大海中漂浮着一艘无主舢板。捕完鱼,他们顺带把它拖回石浦港 ,交给了渔业大队 。舢板失主,鹤浦小百丈渔业队的船老大找到舢板,特地送来猪肉36斤、黄酒3坛以表谢意。

记录《日志》的笔记本之二 摄影:高子华
祭祖和婚礼。在《日志》那个年代 ,偏远海岛人家的日常生活里,传统旧俗和革命新风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独特的风情画卷 。1973年8月20日 ,作者写道:“吃过中饭又到延昌补网,4点钟就提前回家。今天是我们吴家忌日,我们每年在农历七月十二这天祭祀祖先,下午烧了两桌酒菜放在外面祭祀 ,叫做七月半节。”最后不忘补上一笔,“我们自己也顺便吃餐好的!”渔家后生的饕餮之喜,流露无遗 。
1974年的一场婚礼记录 ,也颇具特色。“今天在朋友家吃喜酒。朋友今天结婚,女方家就在延昌。早晨天未亮女方就搬来铜钱礁 。结婚典礼不像过去那样老常规,新时代就来个新风尚。夫妻俩敬个礼 ,不拜祖公婚礼就结束了。 ”
海岛影视志 。《日志》作者出海之余,除了打扑克、游泳,最主要的娱乐就是看电影 ,1979年开始,增加了看电视。他和朋友们经常摇着舢板,到石浦镇上看电影。有时看完电影 ,夜里涨潮潮水大,码头引桥被海水淹没,要赤脚蹚水回到船上 。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海边男孩子崇尚“力量” ,战争片是最爱。《日志》记下了电影《渡江侦察记》放映时的轰动。1974年,作者在补网 、修船之余,和亲戚朋友结伴 ,十几天连续看了三场半,当地担心观众拥挤,暂停了片子放映 。
“昨晚陆军球场放电影《渡江侦察记》 ,观众太多,小孩哭哭啼啼,老人妇女骂骂咧咧 ,有些庄稼被踏坏。我们晚到,看了大半部。今天本来海军球场放映,观众比昨夜还多 ,恐出危险,暂不放映 。”
当年电影放映之前,经常播放新闻简报形式的纪录片,中国人民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的名字 ,也出现在《日志》里。
1977年,铜钱礁渔业队买来一台小型电影机,挑选两位渔家子女学习放电影。礁民终于可以不用摇舢板过海到镇上 ,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电影了。年轻人学成回到礁上,在船场放的第一场电影是《平原游击队》 。
粉碎“四人帮 ”,“文革”前拍摄的电影重播了 ,欧美和日本的电影引进了。电影《红楼梦》播放时,小镇万人空巷。镇上播完,连夜跨海送片到铜钱礁 。礁民看完电影 ,已是后半夜1点多。
不仅电影题材百花齐放,镇上公家单位和一些先富起来的渔民家里,出现了电视机。1979年2月初春 ,吴南清早晨到打水湾挑好九担淡水,晚上夫妻俩到食品公司楼上看电视《桃花扇》 。
渔民从海上买来的录像机派上了用场。省里的电视台7点半开始放映越剧《盘夫》《索父》,吴南清一家人高兴地录下来,随时可以学学唱唱。
四、涛声
以船为伴 ,以海为生 。明代嘉靖年间石浦千户吴权在《石浦鱼市》写到:“海气昏黄夕,江豚吹浪腥。涛奔远岸白,帆暗近峰青。野戍灯悬月 ,渔舟火聚星 。石城鱼市好,击棹复扬舲。”
诗文以白描手法,勾勒了黄昏时分渔船回港后的渔火闪烁 ,鱼市喧闹,从中得以窥见四百年前浙东海岛生活独特的形貌与气质。
“以历史感知现实,如同阳光映照海面的波纹。”吴南清《一个船长的渔捞日志》 ,记录了自己经历的海岛社会的延展与变迁,讲述了寻常百姓在时代大潮里的奋斗和努力,以及对人情、常识的相守相望 。读罢《日志》 ,似乎无尽的海事从海面涌来,一个不一样的鲜活的海上中国跃然纸上。
千百年,涛声依旧。
文中对《日志》引用的相关文字有删减,特此说明 。